以城鄉高質量融合發展助推中國式現代化

　　推動城鄉高質量融合發展是新時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貫徹新發展理念的重要戰略選擇，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關鍵路徑。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持續深化對城鄉關系與現代化發展規律的認識并不斷創新。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對“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作出系統部署，為推動高質量城鄉融合發展、促進城鄉共同繁榮指明了前進方向。

　　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視城鄉關系問題，運用歷史唯物主義揭示了資本主義條件下城鄉對立的必然性，提出了未來社會實現城鄉融合的初步構想。新時代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城鄉融合發展，作出一系列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城鄉變化趨勢和發展規律，科學闡明了城鄉融合發展的目標方向和實踐路徑。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城鄉融合發展的重要論述創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城鄉關系理論，是新時代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的根本遵循。推動城鄉高質量融合發展，是縮小城鄉發展差距、讓農民共享現代化成果的關鍵舉措。新征程上，我們要立足城鄉融合發展戰略全局，著力暢通城鄉要素雙向流動渠道，加快培育農業新質生產力，促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多維度統籌提高城鄉融合水平。

　　暢通城鄉要素雙向流動渠道。城鄉發展不均衡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特征，是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與城鄉二元體制改革不同步所導致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這和城鄉間各類要素的配置不均與互動受阻有很大關系。人口、土地、資本、技術等要素長期向城市集聚，導致農村產業升級乏力，削弱了其發展的內生動力，進一步加劇了城鄉空間發展的不協調。因此，破解城鄉空間失衡的關鍵在于通過制度改革破除體制機制障礙，推動各類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一要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允許宅基地使用權和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交易，吸引更多社會資本參與，同時完善農民工市民化機制，促進人口在城鄉間有序遷移。二要科學、合理地規劃城鄉空間體系，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和生態補償機制縮小城鄉資源分配差距。三要立足城鄉比較優勢，鼓勵、引導城市資本與技術下沉至農村特色農業、休閑文旅等產業，比如發展“田園綜合體”“共享農莊”等新業態。通過要素重組和制度創新的協同變革，讓城鄉要素從單向虹吸轉向雙向互動，從根本上扭轉城鄉空間發展的結構性失衡。

　　加快培育農業新質生產力。新質生產力以科技創新為核心驅動力，通過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等先進技術手段，重構農業生產方式、鄉村治理模式和農民生活方式，能夠為鄉村全面振興注入全新動能，為破解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提供系統性解決方案。因地制宜發展農業新質生產力，首先要面向農業農村科技需求，推進產學研用一體化協同的創新平臺建設，加快精準農業技術、生態農業技術、土壤改良技術等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加強種質資源的創新與培育，推動AI技術賦能農業，推進農業與二三產業的深度融合。其次，要持續推進高標準農田建設，建設現代化農業園區，不斷提升“農業+”新業態的產業水平，發展高附加值的綠色農業、設施農業、智慧農業。以科技創新引領先進生產要素集聚，實現城鄉之間的深層次、高質量融合，系統性地重塑城鄉之間的要素配置、產業聯動和空間組織方式，推動城鄉關系向更高層次的協同發展轉型。

　　促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指城鄉居民能夠公平可及地獲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縮小城鄉差別、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內在要求。在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踐中，要堅持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系統把握城鄉發展不平衡這一矛盾。首先，要構建更加完善的公共服務體系。在考慮不同區域的實際情況、各項政策制度的適配性、覆蓋范圍、供需關系等因素的基礎上，構建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公共服務供給體系，并強化政策落地的精準性和實效性。如，完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盤活農村閑置資源，增強村集體經濟組織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通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改革確保城鎮化過程中的土地收益更多用于農村公共服務建設。其次，要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效能。立足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系統把握制度設計、財政支撐、人才配置和技術應用等多重約束條件，通過優化政府治理體系、創新服務供給模式、提升政策執行效能等途徑，實現公共服務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轉型。通過促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斷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線，保障發展成果由全民共享，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者：郭世英，系內蒙古農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內蒙古大學博士研究生）